我院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共同举办中美医疗供应链与医学装备管理交流会

事实上，为了帮助信息主体维护自身在互联网社会中的形象，在现阶段甚至出现了暗含被遗忘权性质的服务机构与个人，这些机构与个人以明码标价的方式，通过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甚至雇用网络水军来帮助信息主体摆脱不利的负面评价，然而这些业务的开展毕竟有违法违规之嫌，而且增加信息主体的负担，如果引入被遗忘权就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被遗忘权能够帮助信息主体重置个人社会坐标，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更多前行机会。

而后者则可能涉及行政法学中新的概念，例如私经济行政。再或者一种新的手段，如约谈、黑名单制度的引入。

具体表现在，行政法学的法源、法律适用等内容与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原因在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究竟为何？对此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他们都观察并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即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活动限缩在已经先行定义的公法范畴内，并将行政活动化约为数个形式和节点供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操作。大体是因为政策会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最后，政策研究路径中会去考虑评估和分配，这意味着对于某一政策的实效性进行考察和判断，如养老保障政策制定的实际效果、行政处罚中首次不罚的效果如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考察并非传统行政法学的关注视野，但是如果带着这些问题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去启动新的行政活动方式变革，甚至新的规范制定过程。

（3）新的研究视角还是新的内容（概念、手段抑或目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仅是外围意义上的，其引入意味着更新了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当行政法学研究遭遇政策时，我们的追问可以这样展开。[20]参见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人民银行、国家标准委关于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筹措资金、协调项目建设与实施[22]。各相关职能部门视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的实际规模需要，抽调至少1名在编工作人员作为办公室成员，在该领导小组存续期间暂时脱离与原工作单位的人事关系，而由所在自然资源行政部门代为管理。计划安排、协调资金投入与使用[16]。[40]参见2012年《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省级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的相关规定

尽管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运用用户数据为之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三 他人或者组织为什么要收集个人信息？在我看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营利，或者说个人信息和资本、劳动力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并构成了我们今天数字经济的基础。

我觉得这是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关键区别。更进一步，隐私保护本质上是个人数据保护与分享、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权衡，隐私保护的核心就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平衡问题。二是用户数据泄露的规模与前数字经济时代相比是呈指数级增长。而信息主体主要通过交换一定的隐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

我们把自己放在同心圆中心，在中心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我们完全自己保留、不与任何人分享的秘密、思想和仪式。前白宫首席信息官（2006-2008）特蕾莎#8226;M#8226;佩顿在《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一书中指出，隐私可以通过一个同心圆来思考隐私。保护个人不成为文字描述的对象、私生活不受媒体指指点点，将是一种更为重要、范围更广的权利。当然，这一切都要遵循一定原则，要在保障用户数据权益的基础上，用这些数据让所有人受益。

王永庆的服务按需送大米，同时在送大米时也挺讲究：送米并非送到就算，他还会帮用户将米倒进米缸里。不仅仅用户个人的信息更加立体化了，而且规模也大幅度增加，现在往往是以数千万甚至上亿计算被泄露的信息。

作者简介：傅蔚冈，法学博士，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商业价值其实是建立在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上，比如说在google用户协议中解释了它为什么要处理用户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当您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某家餐馆或在 YouTube 上观看某个视频时，我们会处理与该活动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您观看的视频、设备 ID、IP 地址、Cookie 数据和位置之类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服务提供更实用、更合乎需求的内容，例如更相关的搜索结果。

防范欺诈和滥用行为，从而提高安全性。等到顾客发薪的日子，再上门收取米款。在这篇隐私权的开篇之作中，作者路易斯#8226;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塞缪尔#8226;沃伦（Samuel Warren）将隐私视为是个人有权保持个体私密以防止被呈现于公众之前，这是隐私权外延中最简单的情形。那么，其界限何在？ 既然隐私是一种资源，那么，和其他的任何资源一样，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其应有之义，这也是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一贯主张。尽管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讨论，但是这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尽一致，甚至存在巨大差别。就像《论隐私权》一文中所说的，诽谤法所确认的不法行为及相关权利是物质属性的，而非精神属性。

为了保护隐私而发生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支出等都是隐私保护的成本等。数字技术的使用沉淀了大量数据，但并非所有数据都构成个人隐私而需要被保护而不得利益，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隐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尊严。而美国也有相应的集体诉讼，向万豪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125亿美元(相当于5亿潜在被盗用户中每人得到25美元的赔偿)。

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院Anupam Chander在《法律如何成就硅谷》一文中指出，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在知识产权和侵权法上采用了适用于互联网的法律制度，而欧洲和亚洲（日本）由于实行严格的中介责任制度，不灵活的知识产权规则和强大的隐私限制，阻碍了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家的发展。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并不是越严格越好，而是需要保持一个平衡，避免过度的监管降低社会福利。

根据您的兴趣（其中包括您在 YouTube 上进行过的搜索或观看过的视频之类的内容）向您投放广告。现在用户之所以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原因就在于技术放大了风险。该《决定》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如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知情透明原则等。隐私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越接近圆心越是不愿意让渡的隐私。

根据市场接收情况，提供Beta产品以进行收回，修改，增强或最终确定。之所以想到王永庆用小本本记录用户信息拓展客户的行为，是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些App在窃听用户信息从而推送相关服务，从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公众似乎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

毫不意外，各涉事公司也都否定窃听的指控，认为自己的产品既没有做类似的产品设置，也不具备相关技术条件。《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信息的，应该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过程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在过去20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和立法者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明姿态，为国内互联网公司营造了一个宽松政策环境，从而产生了像BAT这些数据巨头。否则法律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何为公民个人信息？2017年5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五 行文至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公众对App收集信息的恐惧了，原因就在于担心个体赤裸裸的呈现于商业机构面前，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泄露而带来实质性的损害，但事实上，用户的信息在王永庆的小本本上才是赤裸裸的呈现，而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通过加密、脱敏等方式实现了解你，但并不认识你。二是使用他人姓名或者肖像。同时，很多事务也是信托法和合同法所无法覆盖，例如一个人不经意收到信件，接着将信件公开，事实上很难想象是由于何种法律理论，收信人违反了明示或暗示的契约，或违反信托。尽管被学界不少人称之为一般性规定过多，且很多保护措施过于宽泛，但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个人信息和隐私两者是不同的。

把隐私作为一种资源重新分配最有效率的结果，即把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隐私保护的目标的意义在于：（1）它不仅可以使目标更清晰可量化、可操作，同时还让法律上的隐私的合理期待有了比较明确的准则。本文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应该以市场作为重要的配置主体，从而让数据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和促进社会福利提高。

如果米缸里还有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将米缸刷干净，然后将新米倒进去，将旧米放在上层——这样米就不至于因陈放过久而变质。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被恶意使用会放大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用户对来自商业机构使用的授权都保持格外警惕。

这个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体化的个人数据很容易遭受侵害。相反，如果只是情感受到伤害，我们的法律不会承认任何给予赔偿的原则。